宋雪涛：鲍威尔降息抉择，25基点还是50基点？

>>>实盘10倍股票加杠杆平台

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理解可能需要一次彻底的更新——不再将可能的降息视为一种预防式的宽松举措，而应看作是一场与滞后曲线之间的追赶游戏。在就业表现持续弱于预期、同时政治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美联储在9月FOMC会议上可能推出比预期更大幅度的降息，并释放更强的鸽派信号。

经济衰退往往具备反身性特征：劳动力市场的走弱会持续侵蚀经济增长本已有限的缓冲空间。当前环境下，已不宜简单以“保险型降息”来预判美联储的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近期言论的转向显示出明确的政治动机。在捍卫“价格稳定”这一传统货币政策目标所需付出的政治成本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联储的决策天平正在倾斜。

一、政治逻辑正在覆盖经济逻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货币政策立场上的转变之快、幅度之大令人意外，而这一转变背后具备可持续的政治动力。七月议息会议时，他仍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并警惕通胀风险；但到八月杰克逊霍尔会议时，其语气已转为对就业放缓的深切担忧，甚至认为关税带来的通胀上升可能是暂时性的。

若说对就业态势的转变尚有数据支撑——例如七月非农报告中五、六月就业人数合计下修25.8万——那么对通胀态度的软化则缺乏明显依据。商品通胀符合预期、服务类价格僵持不下，这些均未提供足以扭转政策立场的理由。因此，鲍威尔的“鸽化”更应被解读为政治策略的体现，而非纯粹基于经济数据的判断。

特朗普政府对美联储理事丽莎·库克发起的罢免程序，已演变为一场高烈度的法律政治博弈。司法部对其提出刑事控告，进一步增加了罢免的合理性。库克不仅试图抵御罢免，还对特朗普和美联储发起反诉，以避免被机构切割。

此事若持续发酵，甚至可能导致她曾参与的货币政策投票被判定无效，从而严重损害美联储的信誉与独立性。即便库克最终留任，其再度参与利率决策的可能性也已大幅降低。再加上即将加入联储理事会的史蒂夫·米兰，预计至少三位理事将支持更激进的降息，这将显著制约鲍威尔协调内部共识的能力。

随着下任联储主席提名的临近，鲍威尔的实际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在这样一个权力结构重新洗牌的阶段，其政策转向未必是为了争取什么，而更可能是为了减少失去。

特朗普上台以来，行政权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直接。最高法院近期多项裁决——例如允许特朗普解雇多名拜登任命的独立机构官员——也为这类干预提供了司法依据。这些判决均以6:3通过，体现出党派意识形态在司法裁决中的显著影响。

二、就业数据持续疲软，为降息铺平道路

从“数据依赖”的角度看，近月就业数据的连续下修，为美联储施行更大幅度降息提供了理由。当前非农统计方法存在明显缺陷：问卷回复率急剧下降、模型未能准确捕捉疫情后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些都导致市场对官方就业数据的信任度不断瓦解。

六月非农终值为-1.3万，八月新增仅2.2万，加上BLS公布的基准修订将就业总量下修91.1万人——这一幅度达到过去十年平均修订值的两倍。这些动向无疑为鲍威尔推行超预期宽松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借口。

尽管资本市场对数据下修反应冷静，但劳动力市场走弱已成不争事实。如果以修订后数据回推，最近数月的新增就业几乎均陷入负值区间。这很可能成为9月FOMC会议的核心讨论议题。

民众对就业市场的感知也在同步恶化。纽约联储消费者调查显示，受访者对失业后再就业的信心已跌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咨商会调查中职位充足率的下降形成交叉验证。

种种迹象表明，劳动力市场可能正处于恶化的边缘。即便当前失业率维持在4.3%，上行的风险仍在积聚。而预期一旦形成，向现实的传导仍需时间，这意味着第四季度的就业市场更可能处于磨底阶段，而非迅速回暖。

三、宽松的代价：再通胀与独立性的挑战

特朗普政府推动降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压低长端利率、缓解债务利息压力。然而现实是，仅靠货币政策传导难以快速压低融资成本，尤其在美国债务发行量仍处高位的背景下。

尽管近期关税收入有所增加，但远不足以弥补财政缺口。长端利率的压降不仅取决于联储政策，也受到市场对其独立性担忧和美债供给压力的双重影响。在此情形下，特朗普政府可选的路径包括：推动联储再度扩表、加强财政部回购操作，或者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YCC）。

其中YCC被视为最危险的选项，可能彻底牺牲央行独立性并引发显著通胀；而扩表虽较为可行，但政策见效需要时间。

若联储果真推行超预期降息，短期内或将进一步提升全球美元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包括中国资产或继续受益。但这一决策的代价可能在明年清晰显现：经济企稳与选举政治周期重叠，再通胀压力恐再度升温。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就业数据大幅下修的背景下，美国经济仍保持一定增长动能。这一矛盾或许可模糊归因于生产率的提升。如果这一趋势得到确认，则长期来看“滞胀”叙事未必成立——但这仍是美国经济中最大的变数之一。

>>> 免费的在线股票AI分析系统